一方面民间有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又不允许，两相夹击，非法出焉——“海滨之民，疲弊甚矣！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穷，富豪之所侵，债负之所折，怨人骨髓。”为了谋求活路，渔民与商贩被迫从事走私活动。也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所谓倭寇，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华人。建按察使的宗方城给友人的信中叙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倭寇攻陷福州府福清县的事。“海寇大多华人，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非但倭寇是华人组成，受益者也多是华人，海外贸易本来是件好事，“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所以也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山东巡抚王抒说过：“滨海顽民图贼厚利，从而贩取柴米、酒肉以馈之，打造枪刀、铅丹以助之，收买违禁货物以资之，饰送娼优、戏子以悦之，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宁杀可爱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后来在一些官员的倡议下，明朝官府一方面放宽海禁，另一方面任用戚继光等名将严厉打击为祸的强盗团伙，才使得长期军事行动难以压制的局面迅速稳定下来，于是“市通则寇转化为商”。

　　后人论及这段历史，有谓：明朝政府的海禁令，不仅造成了倭寇之祸，也使明朝走向闭关锁国的道路，以后的清朝政府同样继承了明朝的政策。如果倭寇事件能够演变为一场民间争取自由贸易的成功活动，那么也许中国的命运，甚至亚洲的命运都会发生改变，然而，这一场“出轨”行为还是被中国封建社会巨大的惯性拉回到了“正轨”上，明朝顺着“正轨”走向灭亡，中国也沿着“正轨”慢慢走向深渊。

　　为了更清楚认识明朝禁海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我们还可以就“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做一点对比性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