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明帝国的灭亡的原因，众说纷纭，后世的史学家在提到其直接原因时，都会提及明末农民起义与北方后金（满清）崛起，而发生在西南川黔地区的那场土司暴动（史称“奢安之乱”，后世彝家则称为“阿哲起兵”）则极少被史学家们重视和提及。但真正翻开这页历史，就会发现，这场历时十四年（从天启元年到崇祯七年）波及川黔两省的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兵变，不折不扣的是大明帝国最后一块落井石。

　　奢安之乱是明末彝族土司奢崇明、安邦彦两人发动的反明战争。在贵州又称安酋之乱。当时奢崇明是四川永宁宣抚使、安邦彦是贵州宣慰司同知。奢、安均系世袭四川、贵州大土司。

　　从汉朝开始到唐宋，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与中原封封建王朝的关系长期处于一种松散的羁縻制度的统治下，羁縻制度下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势力向中央政府称臣归顺，但拥有完全的自治权，只是官名职位由中央政府设定，世袭的首领由中央政府授予称号。

　　后来蒙古帝国的铁蹄横扫了亚洲大陆，但是对于以高原山地为主的西南地区，蒙古骑兵并不具备太多的优势，不可一世的蒙古大汗蒙哥就在钓鱼城（今重庆合江境内）下折断了自己翅膀--欧洲人称上帝的鞭子断了。所以对西南的少数民族势力，元政治者不得不继续前朝施行的羁縻政策，在西南推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中，各级土司实际是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封建领主，这些封建领主世袭继承土司职务，但经元政府赐印、诰敕及贡赋，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世袭官制，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又能有效安定边远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一局面的行政管理制度。

　　朱元璋的明帝国建立后，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沿袭了元代的土司制度，

　　水西（今贵州黔西北地区一带）安氏是贵州黔西北一带历史非常久远的彝族少数民族家族势力，其先祖罗济在三国蜀汉时期曾助诸葛亮平南中，“积粮通道，佐丞相擒孟获”，后被封为罗甸国王。济火之后，唐时阿佩，宋时普贵，元时阿画都在开国时纳土袭爵，继续执掌水西地区统治权，直到清朝的康熙时改土归流，在千余年的各朝各代更替中，水西安氏总是能率先纳土内附，足见其识时务及大局观，也促成了安氏一族统治水西地区时间长达1370多年，绝对称得上是中国历史最长的世家。

　　而永宁奢氏是四川永宁（今四川泸州江安合江一带）土司，与水西安氏世代联姻，属于唇亡齿寒，一损皆损、一亡皆亡的关系。

　　大明帝国与水西永宁两家土司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显得异常微妙，合作、猜忌、与防范并存。

　　与对待前朝中原统治者一样，贵州水西安氏的首领霭翠在洪武初年便率众归附，“贡马方物”以表忠诚，朱元璋大喜，“以原官世袭，税听其输纳”，将水西水东合并，设为贵州宣慰司，以霭翠为贵州宣慰使，赐姓安，位居贵州各宣慰之上。但对安氏，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始终报着不信任和防范心理。后来霭翠曾请求发兵参加讨伐抗拒明朝的垅居部落，多疑的朱元璋竟不从，还令当地驻军慎守边境，加强军备。
 

　　但对于朱元璋来说，当时西南最大威胁是一直拒不归顺云南的故元梁王和大理段氏。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派傅龙德、蓝玉、沐英率三十万大军平定云南梁王和大理段氏。 
 

　　朱元璋拉开平南大幕的时候，贵州的政局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动，霭翠逝世，其妻奢香代袭贵州宣慰使职，年仅二十岁，同年，贵州宣慰同知——水东大土司宋钦同样逝世，其妻刘淑贞代袭宣慰同知。贵州的行政大权落在了两个年轻的女人手中。当时西南的政局复杂，蒙元梁王势力，段氏势力在西南到处拉络各土酋势力，以抗拒明帝国的南征大军，而贵州尤其是地处川黔滇交界的水西（今黔西北地区），成为了最重要的军事要地，成为双方最想争取的力量。

　　在这场战争中，年轻的奢香选择投向明王朝的阵营。她积极让明军在水西境内安营扎寨，贡马1万匹、毡1万领，牛羊1万以及军需若干，支持明军经贵州进伐云南。再是凭借水西与西南彝族各部的宗族姻亲关系，亲自出访乌撒（今威宁）、芒部（今云南镇雄）等地，晓以利害，为明王朝充当说客，鼓动云贵川各少数民族势力支持明王朝，最后，明军通过水西顺利进入云南，一举消灭元守军，梁王自缢而死；再又挥师攻克大理，土酋段氏就擒，从此结束云南割据势力的统治，使明王朝完成了对西南的统一。

　　但是，在征南之战中立下大功的奢香的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在朱元璋和他的明帝国眼中，水西安氏永宁奢氏这种边远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地方首领，无论如何尽忠和示诚，都无法改变明政府妄图将其消灭，集大权于手中的念头。从朱元璋建立明帝国的那天起，在西南，他的最大梦想就是“改土归流”。把一切权力集中到明政府的手中，平南胜利第二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的平南大军在归途中在安氏水西势力范围内的毕节、赤水、七星关、黑张（赫章）、瓦店等地纷纷设卫，令傅友德以大量兵力控制水西，称“霭翠之地，必以十万众方可定也”。

　　而发生在洪武十七年的奢香事件，更是朱元璋与大明帝国对水西安氏的第一次试探。

　　都指挥史马晔“欲尽灭诸罗，代以流官”，竟公然敢公开扣押并裸挞当时贵州的最高女统治者——贵州宣慰使奢香。一个二品都指挥使，竟然有这样的胆子。对于都指挥史马晔历史资料上没有过多的记载，只是他有一个显赫的背景，他是马皇后的侄儿。

　　“尽灭诸罗，代以流官”恐怕一个小小的都指挥使是没有这么大的理想的，这恐怕是朱元璋的理想，而马晔是皇亲国威，自然得到了姨父皇帝的诸多指示。

　　面对明帝国公然的挑衅，水西水东两位年轻的女政治家极为冷静，奢香被马晔关押期间，宣慰同知刘淑贞四处走动，在安抚深觉受辱而欲起兵的水西及其它彝族各部的同时，并亲自上京上访，向朱元璋为奢香讨个说法。朱元璋看水西水东各部未被激怒，而自己明显也太过理亏，于是先召奢香进京，得到奢香愿意服从明朝监管，加强与中央政府的紧密联系的承诺后，以厚礼安抚奢香。后召马晔进京治罪。当然，治什么罪，明史上没有交待，估计是另外换个地方做官罢了。

　　奢香返回贵州后，信守了对朱的承诺，修建了两条驿道，一条经水东、乌撒，乌蒙，一条经草塘、陆广、谷里抵毕节，沿设九个驿站（史称龙场九驿），加强了贵州与中原的联系，促进了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后世所称道和颂歌。

　　奢香的忍辱负重，朱元璋的小心谨慎，避免了明帝国统一西南来该地区第一起政治危机。但是明帝国派出的官吏公然敢裸挞当时西南彝家的精神及政治领袖，无疑于在奢安两氏人民在心里烙下耻辱的印记，仇恨的种子已经悄悄埋下。
 

　　到了明代中后期，明帝国吏治日益腐败、内忧外患，而在西南，明统治者无论是与广大少数民族百姓还是土司阶层，矛盾都日趋复杂化与尖锐化，中央政府所派出的流官不但渔肉百姓，苛收重赋，对当地的土司们也是苛责打骂，视为贱民，常常以改土归流这把刀子举在土司们的头上。（贵州提学道刘锡玄曾书载“官兵渔肉黔人，既极残酷。有过苗仲寨者，苗仲具鸡黍，称主人甚谨，临行，辄破算器，加楚折焉。……流官之脧削土司，真可痛恨。然土司之孱弱忠顺者尤被困。……纵衙隶脧土司者十人而九，弱怒色，强怒言久矣”）。而长期以来的世袭的土司制度，流官们也加以干涉，凡世袭者必向流官上私纳黄金已为不成文之陋规。如天启初年，水西安位继承祖父职位，光是贵州分守兵备副使邵应祯一人就向安氏“索该酋金银常例，不下两、三千金”。而不纳金者，“承袭有积至二三十年不得职者”，与水西安氏世代为姻亲的永宁奢氏是为例，万历年间奢氏首领奢效忠死后，奢氏陷入了效忠亲弟奢崇明与效忠庶子奢崇周的土司位置争夺战，而永宁总兵郭成，马呈文竟然利用双方混战之机，出兵赶火打劫，将“奢世九世积财，搜掠一空”。而在奢崇明成为代永宁宣抚使后，当地流官却以“行堪未定”为由（估计是奢氏财产被掠，又经战乱，纳金数量上满足不了流官们的胃口），拒绝承认，并多次向朝延议请将永宁地区“改土归流”。长期高压的政治，使奢崇明日益滋生叛意。

　　天启元年，明政府在后金战线上吃紧，要求水西永宁二土司征兵赴辽作战，这成了奢安之乱的导火线，奢崇明调集兵马两万至重庆，但一方面，明政府拒不发放军饷军粮，本应发放的40万两饷银也只给了4万两，另一方面，重庆巡抚徐可求又指责奢崇明所调之兵大都老弱病残，毫无战斗力，要求遣回永宁重新征调。

　　奢崇明以此为机，扯起了反旗，率领二万徐可求所说的“老弱病残”永宁军攻占了重庆，杀巡抚徐可求及其它官员二十余人，并分兵攻占了合江、纳溪，遵义等重镇，后来还围攻成都达一百多天。之后，奢崇明建立大梁国，自号大梁王。

　　奢安两氏虽然也有利益冲突（之前奢崇明之子奢寅与安尧臣就有领土之争），但其世代联姻，整体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此时水西安氏首领安尧臣刚死，其子安位年幼，尧臣妻奢社辉（奢崇明的亲妹妹）摄事，水西大权掌握在奢社辉与安尧臣之弟贵州宣慰司同知安邦彦手中，奢社辉和安邦彦听到奢崇明起事的消息后，没有过多的犹豫，也举起了反旗。速度的占领了毕节、安顺、沾益等地。

　　在西南水西安氏的影响力量巨大的，此次战乱因为安氏的加入而升级，一时间西南地区土司纷纷响应。水东土司宋万化亦起事自称罗甸王，占据龙里。天启二年二月，安宋两氏为主的十万起义军包围了贵阳，将贵阳围了整整一年之久，城中军民男妇四十万，至是饿死几尽，仅余二百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围城之战，恐怕只有唐代安史之乱时的睢阳之围可以与之相比了）。
 

　　天启三年，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兵解贵阳之围后，安邦彦率部回水西，与奢崇明的永宁军合流，与明政府打起了持久战，期间，奢安军借助川黔边界有利地形，屡屡取胜，贵州巡抚王三善战死，有西南第一武将之称的总兵鲁钦战死。奢安之势在川黔两地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崇祯元年，明政府启用在成都保卫战中立下头功的朱燮元，总督云贵川广五省，朱燮元花了七年的时间，集五省之兵力，才于崇祯七年剿杀奢崇明、奢社辉、安邦彦于水西永宁，再后来年轻的安位投降，奢安之乱基本结束。

　　然而为了平息奢安之乱，明政府付出的代价是异常惨重的，奢安之乱历时十四年，几乎波及黔川全省，两地巡抚均死于战祸，省府贵阳成都均长期被困，更重要的是，十多年战事庞大的军费开支对于已疲于应付北方战事及各地农民起义的明帝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仅天启六年一年为例，一向极为重视北方战事的明政府不得不将辽东战事的支出由770万两减少到680万两，而平定西南奢安之乱的军费支出则由400万两增加到500万两。

　　其实长期以来，贵州四川一带的少数民族势力与中原政府的关系还是比较和睦的，历朝历代统治者对该地区都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民族政策，所以大规模的战事和叛乱极少，，但在明末，该地区却连接发生了播州杨应龙之乱（万历朝三大战事之一）和奢安之乱，不得不说是明政府从立朝开始就想把西南边夷地区纳入正规统治，力倡改土归流的高压方针有关。加之后期的吏治腐败和大汉族思想抬头，使得原本温驯的西南土司们，在大明帝国最危难的时候，群集而起，向大明帝国投去了最后的一块落井石。

　　这样的后果，是当初朱元璋玩弄权术，指使亲信侮辱屡屡向他伸出友善之手的奢香夫人的时候，所能想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