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起因简介

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恐慌，在俄国国内反动势力围剿新生共产主义政权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也利用武装干涉和舆论攻击的各种手段来动摇俄国苏维埃政权的根基。而发生于1918年的一次由私人导演的借共产主义行骗的风波便催生了关于“共妻”的传说。
共妻制度起源于布厂老板为敛财编造告示。赫瓦多夫是一家布厂老板，他在莫斯科到处张贴一张告示。告示中详细列了19项妇女“ 公有”的具体措施，该告示使部分民众甚至政府机构人员都相信其内容。

2、核心提示

根据告示，工人或社员们只要持有工厂工会开具的证明或地方委员会开具的《无产者家庭证明》都有权“享有”一个女人，每周3次，每次3小时。而女性“公有化”之前的“原配”丈夫仍将保留对原来妻子的“优先权”，但如果丈夫抗拒执行“公有化”法令，那么他将被取消这一“优先权”。

3、谣言始末

1918年6月末，在莫斯科米亚斯尼科夫大街上的一栋大楼内举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审判，被告赫瓦多夫——一家布厂老板被控在莫斯科到处张贴有损人民政权的告示。这张告示名为《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起草者赫瓦多夫假借政府名义宣布：所有人类优秀因子都被保留在资产阶级腐败的躯体内，而这违反了人类繁衍的准则。基于此，从1918年5月1日开始，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都将不再拥有对自己的所有权而将成为“公有品”。告示中详细列了19项妇女“公有”的具体措施，并且指明措施的具体实行将由莫斯科无政府主义委员会负责。当时莫斯科经历革命不久，无政府主义者也参加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当中，而赫瓦多夫就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
告示说，每个行使了自己“享受”权利的工人或社员都要缴纳自己10%的工资，而如果没有证明或不是无产者，每个月便要缴纳100个卢布。而收上来的钱将用来成立“人民繁育”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负责发放每个妇女每月232卢布的补贴，同时也负责对怀孕妇女的照顾和将新生儿抚养到17岁的费用。
法院调查发现，赫瓦多夫已经将告示当中的部分条款变为了现实。他在莫斯科附近的索科尔尼克地区弄了一套三间大草房，并且取名为“社员之爱”宫。其中的两间房间作男女宿舍用，而第三个房间便用来享乐。结果，自告示贴出后，这里便每晚充满了淫荡的呻吟声。调查发现，这一切不过是赫瓦多夫为了敛财编造的谎言，他自己不但因此赚得盆满钵满，还自己亲身参加到了“享受”活动中去。
该案被曝光后，赫瓦多夫马上被逮捕。随即便举行了对他的审判。不久以后，俄罗斯开始流传关于共产主义政权“共妻”的传说。（据《环球时报》）

4、事发审判

共妻制度作假法令被曝光后，颁布者赫瓦多夫马上被逮捕。随即便举行了对他的审判。但是在审判过程中，在共产主义理论中关于性问题的认识上，人民委员会法官们却发生了争论，这影响到了对赫瓦多夫的审判。大部分人的认识是，对性爱的过多沉迷将损害无产阶级新人的意志。法官之一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认为，整个案件中工人和社员们表现出来的对性问题的狂热都是资本主义残留的一种体现，但是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这些残留终将被清洗干净。同时她认为，应该将赫瓦多夫当庭释放，但是要没收他的非法所得。尽管米哈伊洛夫娜的观点和判罚主张同其他法官有出入，但由于她职位更高，所以她的主张最终被采纳。
不过，当判罚结果被宣布以后，当庭的妇女们表示了强烈抗议，甚至向法官和赫瓦多夫身上投掷臭鸡蛋和烂土豆。赫瓦多夫被释放后很快就被受其告示所累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暗杀了。

5、事后影响

赫瓦多夫共妻制度的告示和对他的审判不过是一切的开始。不久以后，整个俄罗斯境内都开始流传着关于共产主义政权“共妻制度”的传说。一些资本主义报纸或出于抹黑共产主义政权或出于哗众取宠的目的，添油加醋地描述着那张告示，并直接将其安到共产主义政权的头上。
部分西方国家开动了印刷机器。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标题出现在各大报纸的头版上，“布尔什维克采取共妻制破坏家庭”、“苏维埃的一夫多妻制”、“社会主义将卖淫合理化”、“布尔什维克将俄罗斯丢到了人类文明的角落里”等等，不一而足。于是，借着人们的口口相传和不同版本的出现，苏联共产党一度实行“共产共妻” 政策的传说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真实的历史。而实际上，这个传说建立在赫瓦多夫的告示的基础上，同时里面也夹杂着资本主义社会意欲搞垮共产主义政权的用心。

6、向列宁询问真相

苏维埃政府对性问题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维埃政府就开始对这个社会的去色情化改造。到了三十年代，性关系被一定程度政治化，在报纸杂志上已经看不到关于性话题的描述和讨论，在大街上也看不到画有穿着暴露的女人的广告牌。1935年，一名男青年还因为同时和两个女人相好而被判刑。但是斯大林之后，国家对性的控制开始放松，苏联社会的性爱观和世界大多数地方没什么大的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著名的英国作家戈尔别尔特.韦尔斯为了搞清楚整个事情的真相，专门到莫斯科拜访了列宁，并向他询问关于"共妻"的问题，列宁斩钉截铁地告诉韦尔斯，共产主义政权从未发布类似的文件，也从没有这样的命令，这完全是栽赃陷害。韦尔斯也将这次与列宁的会面写入了自己的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