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两国政府均未曾就以下争议正式表态。
苏轼曾说:“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沈起、刘彝闻而效之(指王韶、王章等)，结怨安南”，“安南之役，（沈）起实造端，而（刘）彝继之”。他认为造成熙宁战争的直接原因虽是沈起和刘彝言行不当，但根源在王安石的好大喜功。《越史略》也载王安石是得到交趾被占城大败的情报（事实上并不存在）后派沈起和刘彝去担任知桂州的。宋神宗还曾诏郭逵等:“交州平日，依内地列置州县。”；在战争期间，王安石向宋神宗陈述越军正留在中国，“其国乃空无人也，失此机会，诚可惜”，宋可乘虚而入，并曾建议可以凭籍“一举灭交趾”的声威，来“以其气临夏国”。这些都表明宋朝对交趾确实存有野心。
但沈起和刘彝均是“妄言谋讨交趾”，并无资料表明他们曾获得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正式授权。他们作为地方官员的言行并不能代表宋朝中央。加之李朝进攻初，宋朝明显战备不足，连陷三州，表明即便宋朝有野心，但至少在当时并未付诸什么行动，由此李朝“先发制人”的理论也靠不大住。对此越南历史学家陈仲金及《大越史记全书》也予以承认，但现今越南的很多历史书都以“先发制人”作为开战的正当理由并颂扬李常杰。
“李常杰的积极自卫的进攻战略，也体现了民族的这种精神和意志。他对抗战的胜利立下了卓越功勋并且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李常杰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一位把天才的战略与卓越的政治和外交才能相结合的杰出的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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