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此战唐将刘仁轨首先采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以旺盛的士气，率战船阵列于白江，因而在第一次较量中，轻而易举地就使倭奴“不利而退”。接着在次日的战事中，又利用唐军之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倭奴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战术，焚倭奴之战船400多艘，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而倭奴则是盲目冒进，8月27日刚至白江，就与严阵以待的唐军交战，被迫“不利而退”。次日竞“不观天象”，仅凭一股蛮勇，毫无秩序地向早以列成“坚阵”的唐军冲击，结果在“须臾之际”惨遭失败。倭将朴市田来津被格毙，百济王扶余丰逃之夭夭。
倭奴水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见大势已去，遂于9月7日率百济守军及倭援军向我天朝投降；倭奴之陆军闻此，也不寒而栗，“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遂于白江之战的幸存者一道，乘船滚回了倭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其入侵中国的野心也随之破灭。日军在朝鲜的惨败证明了当时日本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损失惨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发动进攻日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于是日本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对中国天子毕恭毕敬，并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工艺，以此改造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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