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论述
在现在的中国，我们仍然需要有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们奔走呼号，使得我们这个老大中华的制度建设上轨道。
贺卫方无疑是中国当今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但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身上折射出在当下中国急剧转型的时代一名知识分子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学术追求的“合理冲突”，而这种“合理冲突”也许正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所稀缺和迫切需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贺卫方的价值就不仅仅在于法学界、在于法学研究，而应在更为宏大和深刻的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加以诠释。
提到贺卫方，就不能不提到1998年初刊登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复转军人进法院》。正是从这篇文章，贺卫方开始在大众传媒的层面上进入更多人的视野。也正是从这篇文章，人们开始逐渐认识这位敢于直面中国司法现状、不愿躲在书斋里不闻天下事只读圣贤书的学者。这篇文章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司法系统人才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与此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军方和法院系统的强烈反应和巨大压力，《南方周末》甚至为刊登此文而致歉。然而贺卫方并未因此而“逃回”书斋，不问世事。相反，关注司法现状成为他关注中国整个法治状况的路径和突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的足迹踏及大江南北，在基层法院、大学，甚至在偏僻的乡村，人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感受到他为传播法治理念和思想的不懈努力。
自1998年开始，他每年在北大以外的演讲都不下30场，几乎是不到半个月就有一场，与此同时，一大批关注现实的文章出现在媒体上，并最终汇成学术随笔集《法边馀墨》、《具体法治》以及《运送正义的方式》，这在一向偏好长篇大论、不屑于其实也不善于挥洒自如的小文章的中国法学界颇显“另类”和难得。也正是这些豆腐块文章在给人们带来精辟、独到和理性的法律分析与法治理念的同时，也闪现出贺卫方在学术上的灵感和远见。
强调文章原创性和思想性的贺卫方对写“引经据典”的学术论文和专著颇感兴味索然。他曾以《联邦党人文集》为例，来说明那些本来发表在报章上浅白易读的篇章也许并不符合理论家的要求，但是，对于后来制度的发展却是影响深远的，被后世视作法学和政治学的经典，甚至这些本不以理论创造为追求的文章也具有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后来多少理论家靠它吃饭就足以证明它的理论内涵是多么的博大精深。在他看来，“在现在的中国，我们仍然需要有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们奔走呼号，使得我们这个老大中华的制度建设上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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