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平概况
徐深吉（1910-2000）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交通队班长，红四军军部交通队排长，第十一师三十一团连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一七团营长，二一八团团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红军大学军事主任，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师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团长，独立旅旅长，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新编第四旅旅长兼冀南军区第二、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校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副校长兼冀南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顾问。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为祖国的国防现代化和空军、北京军区部队建设作出了贡献。 2000年8月8日，徐深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曾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2   大事年表
1910年1月31日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七里坪区徐家河村。六七岁起入私塾，断断续续读书近10年。大革命时期入农民夜校，开始接触进步思想。
1927年加入当地农民义勇队，参加黄麻起义。
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4军交通队排长、第11师31团连长，红25军第73师217团营长、218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和黄安、苏家埠等战役。
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西征转战进入川北。次年调任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主办教导大队（随营学校）。参加了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斗争。长征中曾任川西北阿坝区警备司令员，红军大学高级科学员、军事主任兼教育长，红31军第91师师长。到陕北后，率部参加了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771团团长，先后参加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1938年6月任第129师独立旅旅长，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编4旅旅长兼冀南军区第二、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磁武涉林等战役。
1941年1月奉命率新4旅南援新四军。皖南事变后停止南下，在鲁西地区开展工作。同年9月参加冀南秋季战役。

1942年奉调太行地区工作，在永年以西地区作战时负伤。
1943年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校长，参加了林南战役。翌年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副校长兼冀南军区司令员。1948年夏因积劳成疾，离职住院就医。1954年2月起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3月任军委空军副司令员，主管空军后勤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4月被“打倒”，诬定为“走资派”。1969年10月被逐出北京到江西南昌劳动。1973年3月得到平反，5月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任北京军区顾问。1985年7月中央军委明确其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1986年12月离职休养。他退居二线以后，在古稀之年仍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具体领导编写、修改红四方面军战史，撰写革命回忆录，关心青少年教育事业。1980年底，在秦基伟领导下与罗应怀等组织编写出版了《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1984年又与王政柱、罗应怀领导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经过10年努力，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及战例选编、烈士名录、资料选编等共10册800余万字。他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0年8月8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回忆录《烽火年代》。

3   找地图
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徐深吉在徐向前总指挥的培育下，经过了战火硝烟的锤炼，迅速的成长，很快升任73师218团的团长。后来，徐深吉因有“改组派”嫌疑，不明不白地被关押了两天，放出来后被留在师部当参谋。
徐总指挥是了解徐深吉的，对他所受的不白之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将他调任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参谋。他到职后，方面军总指挥部向仪陇方向转移，路过苍溪县东北的一个村庄宿营。这个村庄靠近一条小河，周围都是稻田，闷热潮湿，蚊虫很多。这天晚饭后，徐总指挥约徐深吉一起散步谈心，语重心长地说：“在军部当参谋，工作很多，责任重大，必须具备埋头苦干、而又心细如丝的工作作风和敏锐机智的才能，方可当好参谋。”徐深吉心领神会地点点头，紧接着，徐总指挥话锋一转，说：“部队扩编后，经过短期整训，要主动消灭周围的敌人，扩大红军和根据地。部队行军打仗，必须要有象样的地图。深吉同志你来总指挥部工作，当务之急是设法搞地图，主要是西南和东南方向。要立即动手，越快越好。”徐深吉两腿一并“啪”一个立正，响亮地答道：“是，总指挥，坚决完成任务！”受领任务后，徐深吉夜不能寝。他深知首长一分信任，自己就有十分的责任，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他担心的是：一来怕自己文化水平低搞不了，二来怕从未画过地图没经验搞不好，令首长失望。但转念一想，事在人为，路是人走出来的。既然接受了任务，就不能打退堂鼓，他坚信只要像在战场上那样机智勇敢地冲锋陷阵，再坚固的堡垒也会被攻破。
时间紧迫，不容耽搁，徐深吉开始在驻地附近寻找地图。费尽艰辛找来的尽是些小挂图，比例尺小，只有县名没有村镇地名，无法拼接成作战地图。徐总指挥看他愁眉不展的样子，提醒道：“小徐啊，你可以去找县志图嘛！”
一句话使徐深吉茅塞顿开。在那些日子里，徐深吉不辞劳苦整天奔走在学校、图书馆、大市场、区公所，甚至连土豪劣绅的家里也不放过。寻县志、查报纸、找杂志和书籍，常常是满载而归，兴奋不已。开始他只找当地的，后来扩大搜集范围，想方设法找来邻近的和远一些的县志图。为进一步核对查清县志图上的地理位置，他又风尘仆仆地深入实地调查，向人民群众请教，询问县城到集镇多少里，到某村多少里，从某村到某村多少里，以多数人提供的情况为依据，画定地图的比例尺。经过一个多月紧张地艰苦奋战，他终于把阆中、仪陇、宣汉、万源、达县等8个县志图拼接起来了，一幅虽不规范却地理位置十分清晰的行军作战地图终于诞生了。
当时徐总指挥看了这幅地图，喜不自禁，连声称赞：“好，好，好啊！这回我们有了自己的军用地图，指挥行军打仗方便多了。”当即指示徐深吉再绘制一份送后方石印厂赶印出来送前方。不久，各军都有他绘制的地图，对指挥员部署兵力、指挥作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4   肃反遇险
徐深吉给徐向前当过参谋，他也是赤卫队队员出身，没什么文化，不过，徐一直教他学习认字，做了参谋更要学会看地图、查地形等，离不开文化知识，徐深吉也就是这样一步步的把书本上的东西啃下来了。有一次，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等几个领导人聊天，徐深吉多嘴，说了一句：“牛顿也很有学问呢，他还发明了牛顿定律呢。”张国焘当时就愣了，说了一句话：“徐深吉了不得，还知道牛顿，你是不是要考考我们这几个大知识分子啊？”张国焘虽然不是什么博士、教授的，可是在红军指战员眼中确实是大知识分子了，而傅钟本人留学俄国，陈昌浩也是二十八个半之一，说的一口流利的外语，徐向前黄埔军校出身，记得刚到部队时，徐海东就对徐向前说：“我们没读过书，都是粗人。”徐向前说：“那谁是细人？”徐海东脱口就说：“你就是细人，你读过黄埔呢。”徐海东是能征惯战的猛将，然而在学问上还有这样的自谦，何况其他人呢。再者，那时候，肃反正是疾风劲草的时节，徐深吉这句问话很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徐深吉自己也有些蒙了，多亏徐向前说话：“徐深吉都是问我知道的，他哪有什么学问，赤卫队队员一个嘛。”徐向前说话迟缓，一旦说话那就是很认真的模样，张国焘这才不继续的盘问了，徐深吉出了一身的冷汗。在今天我们可能很难理解那时候人们何以那么紧张，这是只有过来人才知道的苦衷和难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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