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风险原因

更加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风险的增加，在社会转型的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制度转轨，因而缺乏成熟的、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这更加剧了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国政治体制正从集权体制向更加公平、正义、民主的政治体制转变。在这一变革的历史时期，传统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被打破，而新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利益关系大体上是一种“相对”的平均主义格局，这种平均主义格局之所以说它是“相对”的，主要在于它是建立在城乡不平等基础上的，并且无视个体（个人或经济单位）贡献的多寡，因而隐藏着极大的不公平。这样，打破这种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重建新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就成为改革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打破传统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的过程中，成熟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并没有迅速形成。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缓慢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形成过程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如：贫富悬殊加剧、腐败问题严重、诚信缺失、市场秩序混乱等等这些问题都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严峻挑战。
 

8、国际压力

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确实获得了不少利益，但同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利益裂变的压力也加速了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展，并且当前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处于明显有利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而言处于不利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受益度是不同的，有些国家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牺牲品。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held)等人认为：“全球化是是一个深刻分化并充满激烈斗争的过程。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使得它远不像整个星球都体会到的那样是一个日趋一致的过程。”美国学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也认为：“西方已经驱动了全球化的日程表，以发展中世界的代价确保它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P4)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与环境安全等都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压力，相应地也就增加了中国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与生态风险。